应为“相对利己”的慈善打好制度平台

毕舸

　　全国政协委员杨澜12日做客人民网，与网友在线交流。杨澜说，做公益慈善，并不一定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的人，也可以有私心，比如说我觉得在这样一个价值观比较多元，社会变化比较迅速的时代，需要给自己的心里找点根基（3月12日人民网报道）。

　　两会期间，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的，是媒体关于“作秀富豪”陈光标的一篇人物专访，陈光标坦率指出：“哪怕我是作秀，至少也给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做出了一点贡献。”他还针锋相对地指出：“各位委员代表，敢不敢‘晒’下自己的慈善作秀清单？”

　　应当说，在基尼系数不断拉大的当下，对社会资源进行有效二次分配、给予中低收入群体更多物质及其他关怀，是政府以及社会各界都应力推的重大民生工程。政府已经开始着手于收入分配的适度调节，而呼吁先富群体的慈善力度加大，一直以来都是舆论及民意关注的焦点。

　　必须承认，不少富人即使做慈善，与民众献爱心的落脚点是不同的。比如也有富豪捐助大笔资金给高校，但着眼点是建设“××堂”，自己的名字随永久性硬件流芳百世。富豪与普通民众做善事走的是两条路线：普通民众更基于朴素的情感，更多通过媒体报道的故事，让都市人感受到了一种同悲的情怀，激发了内心深处的爱，做出了捐献的决定。富豪们在做善事时，当然也有此种情愫在里面，但同时，也越来越像在进行一项深谋远虑的投资——实际上，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，慈善即自我实现，是人生价值的高端体现，也是一种资源的再分配，就是投资。

　　实际上，梳理这些年来包括陈光标在内的富豪慈善行为，可以发现两大脉络：富豪们在做善事时，首先关注的是对自己所捐善款的知情权，其次是对自己所捐善款的干预权。知情权指的是捐助者有权知道自己所捐的钱用到了什么地方，是如何分配的；干预权指的是捐助者有权对所捐款项提出具体的使用意见，慈善部门不得违背捐助人的意志。最后，还将评估此次善事的最终效果——救助了多少人，是一次性救助成功还是必须继续救助下去，这种继续投入富豪本身能否承受。

　　因此，中国富豪正从一种利他型的慈善态度进入到互利型的捐赠。利他模式的基本规则，其实是捐赠者“几乎不在解决社会问题的事务中提出自己的专门建议，捐助者乐于站在幕后”，在决定捐赠项目时，有意“选择那些和自己的业务最小相连的领域”，以防被人以利己的口实诋毁。

　　现在，互利型捐赠更注重捐赠者与受助对象的紧密结合、捐赠的产出投入比最大化。比如，国外许多慈善基金会采取投资型运作，保证后续源源不断的补血，而不是像以往一样一捐了事；更强调捐赠的目的性——捐赠至少能在改变一部分社会群体的面貌乃至命运，比如对贫困地区扶贫开发项目的资助；以成熟和完善的企业经营模式来控制捐赠的整个流程——增大运作的透明性，压缩不必要的运作成本，做绩效考核。

　　一定的“功利性”，使得富豪在捐赠领域的主动性增强了，他们已经不满足做单纯的“我捐你用”，而要做到“我捐，我帮你善用，让你用到最佳化”。他们也能够从一个个慈善项目的成功中，获得自己的所得——成就感、社会名望、与企业发展的良性互动，等等。之前有一批企业家自愿成立“XX基金”，甚至扬言要将全部家产“裸捐”，就是一个生动的证明。

　　因此，早几年已经有政协委员在提案中指出，要研究制定慈善事业法，破解中国慈善机构的垄断格局、税收结构性调整、慈善公益组织的标准化和透明化运作。最重要的，是进一步深入研究培育互利型捐赠的制度环境，如此，中国富豪才更愿乐善好施。当下两会期间，代表委员不妨群策群力，共同为“相对利己”的慈善打好制度平台，尽快审议慈善法草案，推动慈善事业在抚危济困与满足捐赠者多元需求的基础上良性发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