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法治观察

杨涛

　　今年全国“两会”期间，中华全国总工会建议全国人大将“欠薪罪”写入刑法，明确对欠薪逃匿等恶劣行为追究刑事责任。针对社会各界对于该话题的关注和热议，笔者于10日对近30名全国人大代表进行了采访。经对调查结果归纳梳理，除少数称不了解情况而婉拒采访外，多数代表认为恶意欠薪突破了道德底线，应予规范或惩罚，但对于欠薪入“刑”，亦有代表认为需要慎重或者明确反对(3月11日《中国新闻网》)。

　　有关“欠薪入罪”的建议，不仅是现在，此前就有类似的呼声了。比如早在2005年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铁映率劳动法执法检查组到广州检查时，广州市副市长苏泽群等人就建议修改法律有关规定，对恶意欠薪者增设刑事制裁措施。

　　不过，我仍然明确反对设立“欠薪罪”。虽然设立“欠薪罪”可能会受到许多人的赞同，但法律却是要考虑谦抑性和可行性，避免轻微行为上纲上线。刑法作为社会关系的最后一道保障线，它具有以下两个特点：一是它调整的对象内容是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，主要是对公民个人权利和社会整体利益最重要的部分进行保护；二是它的调整手段是所有法律调整手段中最严厉的，涉及到剥夺公民的财产、自由甚至生命。因而，必须是最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而且用其他法律无法规范的情形下，才能动用刑罚手段。

　　欠薪的确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，经常引发上访、跳楼、堵路等过激行为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。但如果我们冷静看待这个问题，则会发现这些问题产生有其复杂的原因：有些包工头、开发商拖欠工资是因为发包方(包括政府)拖欠工程款，还有些是工人与包工头、开发商存在各种民事纠纷，当然也少不了包工头、开发商有钱赖账，企图榨取工人的血汗钱。这些拖欠的情形各不相同，其社会危害性也不一样，因而，设立“欠薪罪”有其技术难度。而且，只要没有诈骗的故意，包工头、开发商就是恶意欠薪，在某种程度上讲，也是一种道德败坏的问题和民事违法行为，并没有严重到非要用刑罚处罚不可。

　　相对于动辄将欠薪入罪的思维，我倒认为更重要的问题在于，我们现有的法律手段并没有真正激活，才造成工人普遍维权困难，被拖欠工资求告无门。事实上，劳动行政监察部门往往要到工人投诉时才会主动介入监管用人企业，有时甚至连投诉了也置之不理，在监管用人企业保障工人工资问题上一片空白；许多用人企业根本就没有工会，工人处于弱势地位，无法与资方对等谈判，甚至根本就没有签订用工合同，而当地的工会也不见伸出援助之手；工人被拖欠工资后，因为诉讼成本的问题，根本就无法诉诸法庭，得到司法的援助，即使判决下来，往往也是执行不力，而赢了官司输了钱。

　　为此，如果劳动行政主管部门能事先介入监管、事后加大处罚，如果工会组织能多提供援助，如果司法部门能简化程序、加大执行力度，我想即便不设立“欠薪罪”，欠薪的问题也能大大缓解；反之，即使设立了“欠薪罪”，以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在欠薪问题上的执行力而言，只怕难以使得欠薪问题得以根本改观。